嚴紹璗 去日本調查漢文典籍
編者按：
嚴紹璗曾獲號稱“日本文化研究諾貝爾獎”的“山片蟠桃文化獎”，也是首屆“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”和首屆“國際中國文化研究終身成就獎”獲得者，開創了比較文學“發生學”研究和“日本漢籍文獻學”。在比較文學、日本學、古典文獻學，以及國際漢學 （中國學） 諸領域均取得卓越成就，并且在這些領域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學術人才。
1974年，嚴紹璗參加“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訪日團”，走訪日本各著名大學，“有機會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國的數量眾多的漢籍……便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漢籍諸種狀況的念頭?！?br />
此后30年里，他多次往返日本，對那里至今保存著的我國自上古以來到17世紀的漢文文獻典籍做了全面調査，收錄并甄別了一萬零八百余種文典
（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）
責任編輯：楊子
“中華書局竟然出這樣的書”
2007年，中華書局出版了三卷本《日藏漢籍善本書錄》，380余萬字，作者嚴紹璗，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，比較文學·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。他將這部著作視為自己的“墓志銘”。寫到后期，感覺自己已入垂暮之年、身體不濟，擔憂寫不完怎么辦。
2022年8月6日，嚴紹璗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2歲。他擔憂的事情沒有發生。
從18歲到北大讀書，到后來任教數十年。從思想成長、定型，到學術上勇猛精進，一切的知識、一切的成長，嚴紹璗都在北大獲得。他坦言自己是典型的學院派學者，很多想法跟社會上的人不一樣。太太總是要他少發表意見，說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。
嚴紹璗知道的是象牙塔內的事情，是如何治學。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院長錢婉約評價嚴紹璗：“從上一代學人手中接過了理想與抱負，也包含了清末民國以來中國學術落后于鄰邦的抱憾，扛起了一個時代、一個民族的文化學術使命?！?/p>
寫這本書的念頭萌生于1974年，當時，嚴紹璗參加“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訪日團”，走訪日本各著名大學，他在自述中稱，“有機會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國的數量眾多的漢籍，激憤和惆悵融成難以名狀的心情，于是，便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漢籍諸種狀況的念頭?！?/p>
特殊的歷史時期，訪日結束回到國內，為了“洗滌從資本主義國家受到的污染”，嚴紹璗接受上級安排，到北大鍋爐房做運煤工兩個半月，工作時間是每晚9點到次日清晨5點。白天，他頻繁參與相關外交事務，如接待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，參與接待以吉川幸次郎為團長的“日本政府文化使節團”等等；夜里，他化身運煤工，鍋爐房是他全部的天地。
此后30年里，無論外部世界如何翻天覆地，象牙塔內，嚴紹璗初衷不改。為這本書，他多次往返日本，對那里至今保存著的我國自上古以來到17世紀的漢文文獻典籍做了全面調査，收錄并甄別了一萬零八百余種文典，綜合記述了它們在文化史意義上大致的來龍去脈，目的是為了尋找和建立研究上述各個領域的基本的“事實源點”。
北大和清華舉辦這部書的“學術研討會”，稱此書的編撰與出版不僅是對一個作者、一個學校、一個學科具有積極的意義，事實上它為人文學術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。
日本文學會前會長中西進教授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曾說: “我讀過一些中國學者研究日中文學關系和日本文學的論文，心里有許多疑慮。 后來我讀了嚴紹璗的著作和論文，深深感到‘北京大學はやはり北京大學た’（北京大學到底是北京大學啊）！ ”
2008年，日本文部科學省直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地在京都舉辦了名為“嚴紹璗先生著《日藏漢籍善本書錄》出版紀念”的祝賀會。這是日本國家人文研究機構第一次為一個中國人的一部著作舉辦“出版祝賀會”。他們認為這部書錄的編撰成功，“為推進日本文化研究增加了助力”。戶川芳郎理事長說，“這本來是應該由我們日本學者做的工作，現在由一位中國教授完成了。我為我們日本人感到遺憾，我們為嚴先生感到光榮！”
與此同時，這本書在國內引起爭議，一些學者認為完全是外行做的，勸誡嚴紹璗還是做“中日關系研究吧”。他們責問“中華書局竟然也出這樣的書”，言下之意是一個“外行”做了一本“糟透了的書”。這種憤懣在嚴紹璗看來，是自己在學科界限上“嚴重越軌”“攪了他人的飯碗”所致。
該書出版三年后，2010年底日本設立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的唯一獎項“山片蟠桃文化賞”評審委員會全票通過，授予嚴紹璗第23屆“山片蟠桃文化獎”——該獎每3年頒發一次，此前中國獲獎者只有周一良先生。
談及學術道路的選擇，嚴紹璗提到梁啟超。梁先生當年對自己的《新中國未來記》自嘲道，這本書“似說部非說部，似稗史非稗史，似論著非論著，不知成何種文體，自顧良自失笑”。嚴紹璗說自己的學術觀念和具體的學術作業就像這本書一樣，實在無法讓它在眼下的“單一學科”的某個范疇內就范。他認為，近代關于人文學術的“分類”所造成的“壁壘”常常會使“不安分”的學人陷入尷尬境地。
有一次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對嚴紹璗談及的某人某事有所質疑，嚴紹璗很認真地說：我是有日記的?！罢f實話，學海本無涯，我們上下這幾代人耽擱的時間以及面臨的陷阱實在太多，在漫長的學術史上，大概只能發揮承前啟后的作用。認真記錄下我們在這個風云變幻、跌宕起伏時代的閱歷、觀察與思考，或許更值得期待，也更有價值?！?/p>
陳平原知道嚴紹璗有這個寫作計劃，他感到可惜的是，能言善辯、特會講古的嚴老師，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“自述”實在太少。不知是因晚年身體狀況不好，還是某些客觀條件的限制，嚴老師的回憶錄最終沒能完成。
1960年代，嚴紹璗和愛人鄧岳芬
從上海到北京
1959年秋天的一個夜晚，未名湖上空升起了艷麗多彩的禮花，把湖面、水塔、石舫、古鐘，還有全校歡樂的人群，照得通體鮮亮。正是在這輝煌的一刻，嚴紹璗踏入了北京大學的校門。在他的記憶中，北京大學從這時起近50年的漫長歲月中，只有這一次為慶祝共和國誕生10周年并歡迎59級新生，才有如此燦爛的禮花。
馬寅初校長在東操場大會上歡迎新生，他用濃重的寧波、紹興一帶的官話說：“各位，兄弟今天代表學校當局，歡迎諸位來北大念書，成為未來國家的棟梁……”這些話讓年輕的嚴紹璗興奮了好幾天。
來北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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